【導讀】丹·費金做過十五年環保記者，為完整呈現湯姆斯河水污染和癌癥集群案件，他追蹤調查十多年，先后采訪了140個相關的化工企業高層和普通員工、政府官員、飽受污染之害的當地居民、醫生、律師等，2013年寫成《湯姆斯河——一個美國“癌癥村”的故事》。該書獲得2014年非虛構類普利策圖書獎。
像這樣的工業廢料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未經處理即排入河流。
《湯姆斯河》作者丹·費金
這個小鎮的過去，如同一部黑暗編年史。
它曾是美國新澤西州一個人口不到兩萬的農業小鎮，名字取自于那條流經當地的小河——湯姆斯河。20世紀50年代之前，這里的經濟凋敝，人們以農業和手工業為生。1952年，瑞士化工巨頭汽巴-嘉基迫于污染指控，將大部分業務從辛辛那提轉移到此地。
工廠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幾乎不做任何處理，或直接流入湯姆斯河，或經由深埋地下的管道排至大西洋，或直接在當地的農家后院填埋和焚燒，或干脆通過疏松的沙質土壤滲入地下。化工生產在為汽巴-嘉基帶來巨額利潤的同時，也推動了這個封閉落后的農業小鎮的現代化轉型。然而這種轉型，代價高昂得令人咋舌。
1957年，鎮上的供水系統第一次檢測出了化學污染物。
1967年，對鎮上的供水系統做出調查后，當地水務公司和化工廠達成秘密協議，并發布調查結果：“鎮上的飲用水絕對安全。”
1974年，居民再次發現飲用水味道不對，當地報紙開始關注污染和健康的“傳聞”，縣衛生部調查后不了了之。
1975年，公司再次做出回應：“飲用水絕對安全。”
1982年，13歲的蘭迪被確診患上了成神經管細胞瘤。紐約醫院的醫生發出感慨：“又一個從湯姆斯河鎮來的。”當地居民談癌色變。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介入調查。
1984年，汽巴-嘉基排污管道破裂，天機泄露。
1986年，新澤西州衛生部展開全面調查。
1991年，汽巴-嘉基關閉了湯姆斯河鎮的排污管道。
1996年，湯姆斯河鎮化工廠關閉。
一場環保戰爭看似迎來了勝利。
這場艱辛的勝利，是當地居民與科學家同污染企業之間斗智斗勇近半個世紀換來的。在無數個疑惑而驚恐的日子里，居民們目睹了漆黑午夜的偷排、光天化日的欺騙，化工巨頭的貪婪和政府的漠視，這一切關乎湯姆斯河鎮的秘辛，在資深環境記者丹·費金的眼中，如同一部險象環生的偵探小說，只不過，它是非虛構的。
內核 藏在“科學偵探小說”中的救贖
丹·費金做過十五年環保記者，為完整呈現湯姆斯河水污染和癌癥集群案件，他追蹤調查十多年，先后采訪了140個相關的化工企業高層和普通員工、政府官員、飽受污染之害的當地居民、醫生、律師等，2013年寫成《湯姆斯河——一個美國“癌癥村”的故事》。該書獲得2014年非虛構類普利策圖書獎。
費金把這本書的寫作當成一種情緒體驗——就像跑一場馬拉松，行進途中有高潮也有低谷。大段敘述那些因污染致癌的兒童病狀讓他痛苦，不過他覺得這種痛苦，和那些污染致病家庭所經歷的磨難相比，微不足道。
《湯姆斯河》其實講述的是一大群充滿激情的人們的故事。書中描述的事件是痛苦的，且時光流逝并未減輕這種痛苦，但那140個人仍然愿意對一個陌生人講述。對于費金，他們不只是受訪者那么簡單，在這本書的“致謝”部分，費金列出了所有曾經采訪過并愿意具名的人，這份名單的頂端是那些生命被癌癥撕裂了的名字。他們已經經歷或者險些經歷喪子之痛，但仍然能夠忍受費金的直觀提問。費金把他們看成是最勇敢的人，比如邁克爾·吉利克和琳達·吉利克，前者正是該書“序幕”中的男主角——那個罹患神經母細胞瘤、每周吞下138顆藥片、身高只有一米四的成年人;而后者，是那個尋求污染真相的母親，她為兒童癌癥集群公民行動委員會的建立而奔走，為當地歐申縣患癌家庭提供精神和財力支持而組建團隊“歐申之愛”。這對母子的一生都在等待這部“黑暗編年史”的終結。
終結這部編年史的艱辛難以言表。幾十年間，無論是確認癌癥集群，或是識別出它的疑似病因，都很難實現。先有未加保護的水井，疏于管理的政府機構，高速的經濟增長，以噸計量的不明毒物被排入淺水和沙壤之中。后有像琳達·吉利克這樣的人，為了推動調查的繼續，為了將湯姆斯河的非隨機癌癥集群認定為“真”，做出了遠超人們預料的努力：組織所有患病家庭的兒童抽取血樣，參與實驗;利用媒體給政客施壓，迫使政府花近六年時間，斥資上千萬美元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監督化工廠清理工作，并密切關注水務公司;施壓州衛生部，保證癌癥等級系統更新，并持續觀測本地兒童癌癥的發病率……
《湯姆斯河》英文原版的副標題叫做“一個關于科學與救贖的故事”，關于“科學”的部分不言而喻，科學家的研究是揭開污染事件神秘面紗的關鍵，但關于“救贖”，費金這樣理解，“沒有像琳達這樣的居民存在，種種科學調查根本不會發生。當初，琳達的鄰居只希望她能夠保持沉默以免招惹麻煩，但最終，居民都得到了真相——也許并不如他們期望的那樣明了，但真相就是真相。正是受益于那些勇敢之人的堅持，如今的湯姆斯河鎮變成了一個干凈安樂之地”。在費金看來，這就是“救贖”的意義。
作為一個調查記者，同時又是紐約大學新聞系的副教授，學者和記者的雙重身份，使得費金善于把握報道和敘述的平衡。他覺得這樣的污染事件記錄起來簡直就是一部“科學偵探小說”，他之所以寫下來并非因為這些故事有什么娛樂性，而是因為“故事里的每一條生命都危在旦夕”。
讓費金頗感欣慰的是，當他寫完這本書再度回到湯姆斯河鎮時，那些讀過此書的居民都激動地跑來告訴他“這本書非常生動地捕捉了污染事件中的戲劇性和微妙之處”，費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讓“小鎮的初來乍到者們真正了解湯姆斯河的真實過往，并且時刻保持警醒，讓家園遠離污染威脅”。
真相 用“公民力量”叩開美麗新世界
1996年湯姆斯河鎮化工廠的正式關閉，并沒有關上這起污染案的訴訟大門。由琳達·吉利克、金·帕斯卡瑞拉等一干受害者組成的兒童癌癥集群公民行動委員會仍然每年集中開會，討論去除“癌癥鎮”標簽之后，湯姆斯河后續的污染整治修復問題，以及最受關注的關于污染和癌癥集群高發的相關性論證。然而，委員會會議取消的頻率卻變高了。
現在，每到開會時，位于市政綜合大樓的空曠會議室里時常聽眾稀疏，而且大部分是花錢請去的：律師、公司代表和政府官員。琳達認為“人們已經忘記了這里曾經的經歷”。費金看得更深入，他表示：“我認為人類的天性中，一旦某個問題得到了解決，他們總是趨向于去忘卻，并尋求更快樂的事情，這也是如今在湯姆斯河鎮上發生的事。”
面對這種“健忘的天性”，人們如何才能吸取污染的教訓?費金說，“只有當人意識到污染對自身及家園生存構成直接威脅時，我們才會開始擔憂。通常，我們對于那些離自己生活情境相去甚遠的社區所發生的危機缺乏同情心。” 而非虛構寫作的優勢正好彌補了這一“人類天性的劣勢”，費金堅信依靠非虛構寫作，能夠幫助讀者意識到遙遠之地的不幸事件和自己息息相關。更重要的是，環境污染問題是一個社群問題，只有通過社群的集體響應才能解決。“一旦我們開始關心他人——特別是下一代，然后采取基于信念共識之上的集體行動，我們就會有巨大進步。為了實現這種愿景，人們必須投入到所在的社群中，無論這個群體是一個小鎮還是一座大城市。”
通過多年調查，費金了解到，過去的幾十年里，湯姆斯河鎮上的居民總是在試圖假裝忽視污染對癌癥病變的影響，即使空氣變差、自來水的味道嘗起來怪怪的，甚至是孩童毫不必要的死亡，也沒激發他們對真相的探求。費金認為：“對于居住區癌癥集群的原因，幾乎不可能得到明確的結論。如果說職業癌癥流行病學像是一個不錯的偵探故事，糾纏著陰謀、多重嫌疑，而且——至少在某些故事中——有個惡有惡報的滿意結局，那么居民區的集群調查則更像一出存在主義的戲劇。重要而有挑戰的問題提出來了，什么都解決不了。”
誠然，癌變高發的真相非常復雜，人類細胞中形成惡性腫瘤的生化途徑千差萬別，人類未必能把這些病變悉數描繪。但是費金認為這并非問題的關鍵，“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我們不了解的事情，而在于我們如何對那些熟知的致病因素迅速采取行動，從而降低危險系數”。不確定性無處不在，也許我們永遠也無法揭示某種特定的癌癥病變是由某種特定毒物引發的，費金強調，污染者們正是利用這種不確定性來鉆環保的空子，而作為地球公民的責任，就是用已有的知識，為改善公眾健康而保持敏銳的行動力。
就湯姆斯河的污染案例而言，“只有當足夠多的居民最終決定通過自我教育、參加社區會議、簽署請愿書、要求外界調查的時候，局面才開始扭轉”，一旦人們參與到社群共同建設中，即使諸如全球氣候變化這樣的嚴峻挑戰，費金覺得也能解決——“一切的關鍵在于，改變的途徑是‘公民的力量’”。
如今，費金正在寫一本關于“地球生物多樣性下降問題”的書——關注那些經過數十億年進化而來的成百上千的物種，正面臨的迅速變異甚至滅絕的現狀。即使是這樣一個難題，他仍然滿懷希望，他知道已經有不少社群正在尋求一種既能讓經濟發展，又能保護健康生態的方法。“我希望我的讀者始終記得，無論在世界何處，人類總是在尋找一種超越短期欲望、為更廣泛社群謀求福祉的方法——為城市，為國家，甚至是為我們的地球”，費金堅信，我們是美麗新世界的一部分。
當下 翻版“湯姆斯河”亟待面對
湯姆斯河的環保戰役似乎是勝利的，然而事情并沒想象中的樂觀，這部“黑暗編年史”在大洋彼岸被繼續編寫。
1997年，就在湯姆斯河鎮化工廠關閉之后的第二年，污染跨過大洋轉移到印度和中國——汽巴-嘉基的瑞士總部把化工生產遷移到了這里，這些地方像當初的湯姆斯河一樣渴望工業化，并且甘愿忽視環境污染(根據1967年對湯姆斯河鎮的民意調查，86%的人認為化工廠是地區的財富，只有6%的人覺得是負擔;盡管有34%的人認為化工廠是當地水污染的主因，但如果工廠想擴張，只有4%的人反對)。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產品生產國和使用國。1996-2010年，中國的苯、乙烯和硫酸的產量翻了兩番。巴斯夫，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在中國有40家工廠;陶氏化學，在中國有20家工廠。
在這本書的最后，費金將視角轉向中國，記述了他2007年來華時探訪重慶兒童醫院的經歷。39歲的劉玉書(音譯)臉上已布滿皺紋，她和丈夫都是建筑工人，劉甚至在懷孕期間，也長時間為做鋪磚工作的丈夫調制貼磚黏合劑。他們被迫從打工之地廣東提前回到老家重慶，因為他們9歲的兒子被診斷出得了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那是一種常見的兒童癌癥。“每天晚上，在重慶兒童醫院血液科，她在擁擠的病房地板上九歲兒子的窗邊窄道里鋪一塊毯子睡覺”，費金這樣記錄她的生活。他在重慶見到了許多工人的孩子飽受白血病或其他癌癥的折磨，重慶兒童醫院的醫生劉曉梅(音譯)說她已經收治了很多工人的孩子，至于是否是污染致癌，她的答案是“我覺得是，但這很難確定”;劉玉書并不關注這個問題，她只對兒子所接受的治療心存感激，但她又同時做好隨時帶著藥回家的準備——因為家庭負擔不起。重慶被西方媒體稱為“騰飛的中國腹地”，兒童醫院每年收治的白血病患兒多達一百多名——也許，這是“騰飛”的慘痛代價。
費金在書中思考到，“居民和政府之間的脫節在貧窮的社區尤甚，污染和疾病是那里的通病卻不被重視，因為那里還有更加迫切的社會問題，如饑餓、無家可歸、失業、犯罪。”那么，中國該怎么辦?要真正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沒有理由不深入反思。
對話丹·費金
治理污染，百姓若不爭取，事態很難改變。
新京報：2007年你來中國時，對于中國的環境污染狀況怎么看?如今是否有了新看法？
費金：中國經濟增速太快了，自我2007年來華后已經大有不同，但是我也注意到某些潛在的問題——比如可見的空氣和水污染、官方對污染行業的監管不力，以及公眾對環境健康深切的焦慮，等等，都在當下中國十分嚴峻。至于這種情況是否變得更糟我難以判斷，不過我確實知道關于有毒物質暴露可能產生的后果，中國民眾的擔憂正在與日俱增，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如果百姓不爭取，事態就很難改變。在湯姆斯河鎮是這樣，中國亦是如此。
新京報：如今，大氣(霧霾)污染已經成為困擾中國城市的最大心病，在此形勢下，你認為中國相關的個人、企業、環保組織、媒體和政府等各方該怎樣做出反應？
費金：今天在中國發生的霧霾污染，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情形類似，當時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迅速演變為社會運動，進而激起了一場政治運動，這也導致美國制定了許多相關的環保法規。誠如當下中國，當時的美國最關注的焦點在于那些可見的污染形式——霧霾和臟水。但是如今我們已經知道，很多最具污染殺傷力的物質都是不可見且容易被忽視的，比如有毒化學物，或者氣候變化乃至生物多樣性的衰落。因此我認為最根本的措施在于，社區居民需要聯合起來，共享信息并且互幫互助，以此來向那些只看短期效益的相關政府和企業施加強有力的影響，讓他們切實制定可持續發展計劃，而非只開空頭支票。
新京報：“癌癥村”在中國并不是新鮮事物，因污染致病的案例在中國比比皆是。你覺得關于污染致病的調查，中國目前“非官方式的民間調查”是否可能給調查的推進造成阻礙？
費金：那些由對流行病學錯綜復雜的研究方法不熟悉的人開展的調查，比之由專業流行病學家來主導的調查，總是顯得很不可靠。在業余者看來，某個像是由污染引起的疾病集群也許僅僅是個不幸的巧合，當然這不能一概而論。但由專業調查者所進行的數據測試，更可能決定某調查結果究竟是真正的疾病集群還是巧合。即便如此，民間的自發調查也能產生重要功效——能夠引導專家對該問題的關注，并且引起公共官員和企業管理層的重視。
在我看來，最關鍵的是，民間調查者需要找到那些能給予他們專業性意見的獨立專家，這些人必須不持偏見，并且不受限于政府或企業利益。我知道在中國很難做到這點，但我真的希望學院里的專家們能夠作為獨立的建議者站出來，更多地參與到調查中去，這個情況在美國已經時有發生了。我也希望那些服務于政府機關的流行病學家，能夠被允許不受政治影響地去搞研究。無論調查的主體是誰，關鍵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關于有毒暴露物質和疾病發生率的可靠易懂的相關數據——這是調查具備可信度的必要前提，所以，對那些為污染致病問題憂心忡忡的社群來說，正確處理好這些數據信息是首要任務。
新京報：你覺得中國想要做好環保工作，最關鍵的是什么？
費金：誠然，中國的工業生產能力是強大的，但是它發展得太過迅猛以致環保法規已經跟不上它的步伐。那些污染者總是想嚇唬百姓，讓他們知道如果不聽話，貧困或者被工業化拋棄，是他們唯一的出路。但這不是事實，美國的經驗已經讓我們知道，那些重污染地區往往在經濟現狀還是居住狀況上都表現得非常糟糕。
（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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